李光耀，91歲的一生：彷徨與掙扎，果決與洞見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于當地時間23日凌晨3點18分逝世，享年91歲。

　　在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里，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在30年內由一個殖民地脫身，從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為亞洲最富裕繁榮的國家之一，被譽為“新加坡國父”，是20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

　　現在很多年輕人可能對這位風云政治人物已完全不熟悉、不了解，值此他離世之際，虎嗅對他身后的這段歷史與其主要觀點進行一番梳理。不知不語傳承，不知亞洲大政經環境從何而來，奢談創新。

　　從“總理”到“資政”到“國師”

　　最近10年，在新加坡，人們稱李光耀為MM，英文全稱是Minister Mentor，中文或可譯為“國師”。按維基百科全書的詮釋，Minister Mentor是新加坡政府于2004年首創的政府內閣職位。

　　在MM之前，新加坡人將李光耀稱為SM，亦即Senior Minister，中文為“資政”。1999年從總理職位退任后，李光耀便在內閣里擔任此職，直至2004年8月任期屆滿。

　　這年8月12日，李光耀的長子李顯龍宣誓成為新加坡總理，前總理吳作棟接任SM，而前資政李光耀則出任了新創設的MM一職。按官方解釋，李在這一職位上將繼續對政府的全局工作進行指導，以確保政治連續性和穩定性。

　　生平回顧：英國求學，律師起步

　　李光耀的家族祖籍在廣東梅州市，自其曾祖父開始定居新加坡。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是家中長子。祖父李云龍崇拜西洋文化，在其影響下，李光耀從最初的華文學校轉入古樓英文學校就讀。李光耀在校成績名列前茅，12歲時，被保送進當地頂尖英校萊佛士學院深造。

　　1939年，16歲的李光耀以優異成績從萊佛士學院畢業，并通過了英國劍橋大學入學考試。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阻斷了李光耀的求學路。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領了新加坡。日本投降后，1946年9月李光耀來到倫敦。他先報考了倫敦大學，僅一個學期便憑優異成績轉學到夢寐以求的劍橋大學修讀法律。1947年的圣誕節，李光耀與女同學柯玉芝在沒有通知雙方家長的情況下在英國注冊結婚。

　　在劍橋的求學時光對李光耀的政治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結識了一批馬來亞（馬來西亞獨立前的稱呼）留學生，并參加了“馬來亞論壇”，論壇成員共同的目標是爭取將馬來亞從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解救出來或獨立。

　　1950年8月，李光耀與柯玉芝回到新加坡，隨后，他們一起在新加坡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1952年，馬來亞郵電工人大罷工，李光耀被聘請為郵電工會的法律顧問，初次顯露出他對工人運動的作用。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與左派學生及工會領袖成立了人民行動黨，并任秘書長。成立當天，李光耀宣讀了黨綱，第一條就是結束殖民統治，建立一個包括新馬兩地的獨立國家。經過李光耀的多方斡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終于在1963年9月16日合并成為馬來西亞聯邦，這天也是李光耀40歲生日。合并后，新加坡在馬來西亞聯邦內有一定獨立性，李光耀的身份仍是新加坡總理。

　　新加坡原以為在加入馬來西亞后能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但始料不及的是，印度尼西亞并不滿意身旁突然出現一個強大的鄰居。在馬來西亞成立后，印尼便斷絕了和馬來西亞的外交關系，禁止馬來西亞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很多新加坡商人因此破產。合并也沒有理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政黨關系及緊張的種族關系。1965年，以李光耀為代表的人民行動黨同馬來西亞的所有反對黨聯合成立了“馬來西亞團結總機構”，并發起“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運動”反對中央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人民行動黨在馬來半島越來越活躍，馬來西亞當局擔心人民行動黨會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政黨，將主宰整個馬來西亞，把馬來半島變成華人的天下，于是他們決定把新加坡逐出馬來西亞。
　　
　　盡管李光耀并不想分家，但他更不會選擇屈服。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脫離馬來西亞成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這種獨立對于李光耀來說并非喜事與榮光，當宣布此事時，李光耀淚流滿面。在他后來的自傳中，他說他的一生中，他只哭過兩次，一次是他的母親去世，另外就是這次的新馬分家之時。

　　爭議“新加坡模式”

　　不管是正式地還是非正式地，李光耀已經統治了新加坡50多年。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稱贊李光耀是20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同時認為，他的影響力在21世紀或許會更為顯著。

　　美國《外交政策》網站2015年3月載文指出，新加坡可謂21世紀的城市榜樣，沒有荒廢的土地，也沒有過剩的人口。在這個時代，政府會遭人批評，而新加坡管理國家就如同經營公司一樣，并一直受到高度贊揚（李光耀刻意按照英荷殼牌石油集團的模式設立政府機關、行政部門和激勵體制）。這個國家的經濟策略看起來如同商業計劃一般，其公務員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并一直都被評為世界上最為清廉的國家。

　　換句話說，李光耀的新加坡就是專家治國論者的夢想。新加坡的福利體系跟歐洲如出一轍，包括國民醫療保險和低成本的教育體制，但它既不鼓勵希臘人那種懶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揮霍。

　　新加坡的方式是通過一系列激勵方案培養市民的良好行為，而這些方案又能使人們無論是在順境中還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穩定，專心工作。新加坡的失業率一直很低，幾乎沒有人無所事事。新加坡還通過征收消費稅和向有車族收取擁堵費來促進對可持續發展有利的行為。

　　但在西方眼中，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也是一個與西方政體及社會大不相同的物種。

　　作為國際自由貿易港口，新加坡沒有貨幣管制、貨物稅收，外資享有最惠待遇，因此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認為新加坡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制。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約翰·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又稱之為“典型的政府干預經濟體制”，因為新加坡政府對土地、勞資關系、資源分配、市場運作和商業決策都擁有強大的法律與行政管制權，這是典型的“政府指導式的資本主義體制”。有人稱之為“發展型經濟體制”，即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是說新加坡與亞洲另外三條小龍有著共同的經濟體征。甚至還有人稱之為“計劃經濟體制”，因為新加坡有嚴格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并輔以完善的法律體系保障執行。最負面的將其稱為“土匪經濟模式”，批評新加坡政府有土匪一樣的政治暴力心態、經濟掠奪行為，社會則有政治奴隸心態、經濟受剝削行為。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王賡武教授，將新加坡政經體制概括為“混合社會主義理想的資本主義”，在他看來，這種體制的形成，明顯受制于冷戰的時代格局。

　　從西方（民主與政體）視角出發，很多人對新加坡有所微辭。李的“新加坡模式”時常被批評為溫和獨裁，稱其集權、政府廉潔、經濟自由，但同時壓制政治對手、對言論自由和公開集會管控嚴格。在李光耀病危之際，《紐約時報》還對新加坡的未來提出疑問，當李光耀的影響逐漸褪去時，在可能更自由的新一代人手中，李所創造的模式會發生怎樣的改變？

　　李光耀對中國的看法

　　一方面，李光耀是最能理解中國政治的外國政治家，他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高層都保持了良好關系，他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但另一方面，他也對中國的現行體制有過批評。

　　在現實交往與他的自傳中，李都表現出對鄧小平尊崇有加。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李光耀曾經看到過人民大會堂里擺放著痰盂，所以也特地安排把一個藍白色的瓷痰盂擺在鄧小平的座位旁。雖然新加坡總統府里有規定，冷氣房里不準抽煙，但還是特地在顯眼的地方為鄧小平擺了個煙灰缸。“這都是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準備的。”

　　李光耀在晚宴上對鄧小平說，“我在想，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國會怎樣？我敢肯定你將是新加坡的領導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國，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開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錯了。”

　　他還回憶，鄧小平在那次晚宴上祝賀他將新加坡建設成一座花園城市。他說：“我回答說‘凡是我們能做到的，你們都能做得更好。我們是沒有土地的南華農民的后代，而你們有知識分子，有最杰出的人才，有詩人，有藝術家。’鄧小平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他只是看著我，然后又繼續吃飯。”李光耀曾經說過：“中國的開放政策給我印象最深的特征當數鄧小平的果斷堅決和不遺余力。”

　　李光耀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對新加坡也是一個契機。這其中的一大結晶后來證明就是蘇州工業園。

　　1992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李光耀率團來長三角地區，重點考察的除了蘇州，還有無錫。時任蘇州市長章新勝講得一口流利英語，和他交流起來非常流暢。當年12月，章新勝率領蘇州市代表團訪問新加坡。1993年5月10日，李光耀應邀訪問蘇州。1994年，中國和新加坡合作的蘇州工業園區正式成立。在隨后十年不到的時間里，園區經濟總量達到了開發前蘇州全市水平，相當于十年再造了一個新蘇州。

　　2007年11月訪華時同習近平的首度會面，給李光耀留下了深刻印象。“習近平的大氣讓我印象深刻。他視野廣闊，看待問題深刻透徹，但又絲毫不炫耀才識。他給人的感覺很莊重。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我進一步想到他曾經受的磨難與考驗，1969年到陜西插隊，一步步往上奮斗，從未有過牢騷或怨言。我想，他應該屬于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

　　或許李光耀從自己治理新加坡的親身經驗出發體會中國的治理殊不易，他在書中說：“5000年來，中國人一直認為，只有中央強大，國家才能安全；中央軟弱則意味著混亂和動蕩。每個中國人都理解這一點，這也是中國人的根本原則。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國變成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這不會發生。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巨大國家，文化和歷史都與西方不同，中國有自己的方式。”

　　以下是李光耀最近20多年來對中國政治的觀察與思考。斯人已去，這些觀點則留世間經守時間的檢驗。

　　為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愿意嘗試一切辦法，但多黨制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制除外。他們的兩個主要理由是：其一，中國共產黨必須掌握權力，以確保穩定；其二，他們對多黨制下的不穩定懷有深深的憂慮，這將導致中央失去對地方省份的控制，從而引發可怕的后果，就像軍閥混戰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樣。（1991）
　
　　中國已經發現，要管理一個現代的國家，它需要法治。到2035年，它將建立一套全面的法典，并且制定一個穩定的法律體系，加上清廉的行政法則，事實上強化了中央的權威。如果地方政府犯了錯誤，就可以根據相應的法律程序讓其進行解釋或加以懲戒，用這種方法約束地方政府，比之前慣常采用的無休止的會議有效得多。而且由于實行了法治，也可以保護普通公民免受官員武斷行使權力造成的傷害，企業也可以規劃大型的、長期的投資。司法獨立還需要20年才能在實踐中實現，因為中國的歷史傳統是地方法官以皇帝代表的身份執行皇帝的命令，這個傳統給中國官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93）

　　中國領導人最大的擔憂就是貪腐的腐蝕作用以及貪腐在公民中激發的反感。他們從來都不確定它什么時候會崩潰。（1999）

　　我認為，你不可能把一些外國的、與中國的過去完全不符的標準強加給它。讓中國變成一個西方式民主國家也是一樣，在其5000年的有記錄的歷史中，沒有過民主制；所有統治者都是皇帝的代表，如果你反對，你就會喪命，而不是遵循民主制。

　　但是，我同意在這個即時通信和衛星技術迅速發展的世界上，你不可能一邊做出野蠻的行為，一邊說這是你的內部問題……但是現在中國人已經開始談人權問題，而且他們認識到如果他們想得到世界的尊重，如果想在世界舞臺贏得一定的地位，不僅僅在發達國家，甚至在發展中國家，那么他們就不會用野蠻的方式對待自己的人民。（2001）

　　中國不會成為一個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國家，否則就會崩潰。（2008）

　　中國會成為一個議會民主制國家嗎？在農村和小城鎮有這種可能……中國人害怕混亂，總是表現出過分的謹慎。那將是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但考慮一下這些方面的變革還是有可能的。交通和通信越來越快、越來越廉價，中國人將通過旅行、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接觸到其他制度和文化，了解其他社會。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當前的制度在今后50年里不可能維持不變。（2011）

　　政治人物不是道德家，亦不可能像創造千古流傳詩篇與畫作的文學家或藝術家那樣會受到人類社會一致的推崇與尊敬。那些在身后哪怕受到人們追憶與懷念的政治人物，身上亦不可避免有其爭議性與一言難盡的復雜性，而他們之所以受到紀念，是因為他們在一生的某個時刻、或某些片斷中，在錯綜復雜條件下做出了有大智慧的關鍵決策，極大增進了人民福祉，足矣。李光耀正是這樣的政治人物的其中一位。